特殊管理股_简化如何深化文体体质改革_特殊管理股_3个股东什么管理方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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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殊管理股_简化如何深化文体体质改革

一、完善文化管理体制

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是加强和改进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内在要求,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切实提高文化领域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

加快转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形成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是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任务。要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不断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转变政府职能,需统筹“放”和“管”的关系,做到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齐推进、相协调。创新文化行政管理方式,善于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多种管理手段,加快文化立法,加强行业自律,做到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

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国有文化资产是重要的宣传文化资源,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既是政府部门的事情、又是党委的重要工作,既要保证国有文化资产保值增值、又要保证文化企业正确导向。要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充分考虑宣传文化工作自身特点和管理需求,认真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探索建立主管主办制度与现代企业出资人制度有机衔接的工作机制。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动摇,始终确保党对国有文化单位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宣传业务的终审权、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互联网迅速发展、广泛普及,日益大众化、媒体化,对加强和改进互联网管理提出迫切要求。要创新管理思路,统筹各方力量,认真贯彻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进一步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加快形成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与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加大依法治网力度,加强对网上有害信息、网络谣言的整治,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使网络空间更加清朗起来。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进一步规范传播秩序。巩固发展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本职责,加强舆论引导、规范传播秩序是完善文化管理体制的重要任务。要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整合新闻媒体资源,加大国家扶持力度,做强主流媒体,壮大主流声音。适应多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构建多层次、专业化的新闻发布平台。严格新闻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和业务知识培训,确保新闻工作者真实准确传播新闻信息,坚决杜绝虚假新闻、新闻敲诈等行为。

二、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文化繁荣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市场,越来越需要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必须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进一步打破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传统格局,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

加快培育合格文化市场主体。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只是培育合格市场主体的第一步,其发展活力和竞争力如何,还要看其内部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水平。要以培育合格文化市场主体为目标,继续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深化拓展出版、发行、影视、演艺等领域改革成果,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形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体现文化企业特点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切实提高导向把控、资本运作和市场经营能力。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开展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的试点,使国有资本始终保有最大的决策权和控制权。把转企改制与资源整合、结构调整、做大做强结合起来,鼓励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使之尽快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文化领域的战略投资者,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毫不动摇地支持和壮大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业,毫不动摇地鼓励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健康发展,进一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要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允许其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其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服务和管理,引导它们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各种形式的小微文化企业发展,加大财税扶持,缓解融资难题,为其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

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是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顺畅运行的基础条件。要重点发展图书、电子音像制品、演出娱乐、影视剧、动漫游戏等产品市场,加快培育产权、版权、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进一步完善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等综合交易平台。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组织和流通形式,加快建设大型文化流通企业和文化产品物流基地。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创新投融资体制,支持国有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办好重点文化产权交易所,完善文化无形资产评估,健全文化中介机构。

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文化经济政策是文化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文化繁荣发展的有力保障,对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具有重要的扶持、激励和引导、调控作用。要对当前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进行延续和规范,对不适应实际需要的政策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探索推动文化经济政策创新,进一步形成文化领域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的机制化。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扩大政府文化资助和文化采购。继续执行文化体制改革配套政策,对转企改制国有文化单位扶持政策执行期限再延长五年。健全文化产品评价体系,改革评奖制度,充分发挥评奖在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中的示范、导向和激励作用。加强版权保护,鼓励文化原创,加大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产业支持力度,打造知名品牌,推出更多文化精品。

三、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按照标准化、均等化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构建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统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涉及面广、各地情况千差万别,需要加强统筹、科学规划、整体推进、提高效益。要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研究和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推动各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形成合力。统筹市、区、街道(社区)和县、乡、村这两个三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推动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实现资源整合、共建共享,提高公共文化设施的综合利用水平,发挥其最大服务效益。

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是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要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明确适合、适应、适当的服务标准,制定和实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做到扩大覆盖、消除盲点、完善服务、改进管理。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行“菜单式”服务,变“我给你接”为“你需我送”,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真正把公共文化服务的选择权和评价权交给群众。按照反弹琵琶的思路,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文化服务网络建设支持和帮扶力度,形成文化服务均等享受、文化发展同步推进的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格局。

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骨干力量。要按照国家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要求,明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能定位,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完善绩效考核机制,突出公益属性、强化服务功能、增强发展活力。探索建立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创新运行机制。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引入公共文化服务竞争机制是提高服务效能的内在要求。要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进行项目外包和设施委托管理。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形成以政府为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机制。建立完善公共文化设施长期免费开放的保障机制,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创造便利条件、提供多样化平台。

四、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必须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推进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对外开放格局,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交流是推动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手段。要深化政府间文化交流,进一步丰富交流渠道,整合交流平台。要构建人文交流机制,把政府交流和民间交流结合起来,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鼓励代表国家水平的各类学术团体、艺术机构在相应国际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海外侨胞积极开展中外人文交流。创新交流方式,通过教育培训、语言推广、学术交流、研究资助、文体活动、观光考察等,构建交流网络,提高交流效果。

扩大对外文化贸易。以贸易和投资形式推动文化走出去,更可持续、效果更好。要积极探索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的运作方式,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鼓励其与国外知名文化机构的合资合作,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进行战略投资,推动我国文化产品进入海外主流社会。积极探索符合国际惯例和市场运作规律的营销方式,加强国际文化产品交易平台和国际营销网络建设。充分考虑各国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审美标准,贴近国外受众文化需求和消费习惯,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精品。组织实施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为文化走出去搭建翻译平台、提供翻译资助,使我们的优秀文化产品能够展示出独特魅力。

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是传播中国声音、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的迫切需要。要加快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加快形成独具中国特色、能与国际交流的对外话语体系。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提高新闻信息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创新对外宣传传播方法,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不断增强说服力和认可度。

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加强文化领域人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的引进和利用工作,吸收外资进入法律法规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进行文化科技研发,发展服务外包。完善文化领域准入政策,强化文化市场监管,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体制改革既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又与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密切相关,政治性、政策性很强,涉及领域和范围很广。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牢牢把握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干部、党管导向的基本原则,妥善处理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抓紧制定出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任务要求,强化组织领导,完善政策保障,推动文化改革发展迈出新步伐、登上新台阶。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2、特殊管理股_3个股东什么管理方式好

中国有句熟语叫:合伙的生意不长久。就是几个人一起做生意合作久了就会出现分裂,有百的两个人挤一个,有的因分红不均等。同时也有很多是可以共赢的,具体注意事项如下:1、财务制度要健全,每笔收支都要明确,定期公布账目。2、尽量不要用自己的亲戚,股东的度亲戚多了,是非就多。如果已经用了,就要监督好,有问题该骂就骂。3、不搞特殊化,股东在公司也要按时上班,买公司的东西也要给钱,一问分也不能少。4、打成一片,不要两个股东经常一起答吃饭喝酒,要去就尽量三个一起。5、一切为了公司。有分歧时不要伏案而去,而是要坐在一起谈,吵架也行,一定要有了解决方案再走。6、谦虚,彼此间不要推卸责任,有问题都说是别人的,要敢于承担。内7、大方,分红时不要斤斤计较,要稍微大度点。具体管理方式就是要实行制度化管理,建立完容善的工作制度、财务制度,会议制度等。以上是我的一些拙见供参考

3、特殊管理股_如何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非公有资本、集体资本、外资,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一是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非公有资本投资主体可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以及企业经营管理。

二是支持集体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经确权认定的集体资本、资产和其他生产要素作价入股,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三是有序吸收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合资合作,鼓励通过海外并购、投融资合作、离岸金融等方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四是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优化政府投资方式,通过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贷款贴息等,优先支持引入社会资本的项目。组合引入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长期投资者参与国家重点工程投资。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或参股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公共服务等领域项目。

五是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在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境保护和战略性产业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六是探索完善优先股和国家特殊管理股方式。国有资本参股非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时,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在少数特定领域探索建立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

七是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坚持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试点稳妥推进员工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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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殊管理股_正专门就优先股和国家特管股制展开研究了吗?

“前两批央企混改试点企业中,已有7户完成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新设公司等,引入各类投资者40多家、资本超过900亿元”,1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产权局副局长郜志宇在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情况媒体通气会上通报了最新进展。

经济观察报记者从上述通气会上获悉,2017年底刚刚敲定的第三批混改试点企业,正在制定实施方案。在郜志宇看来,前两批试点企业中,不少项目的改革力度超出社会预期。

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国资委正在专门就优先股和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展开研究,力争在2018年底前确立较为明确的思路方向,不过最终管理办法将具体从哪几方面展开监管,还需要从接下来企业推进股权多元化等实践中汲取经验。

中央企业产权登记数据统计显示,从行业分布看,房地产、建筑等行业企业混合程度较高,其中,房地产行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到88.3%。

方案待出

除了正在研究过程中的优先股和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最新管理办法,第三批混改试点企业的相关实施方案,也在积极制定中。

对于入围第三批混改试点的企业,彭华岗表示,在操作路径上,可以绝对控股,也可以采用参股的形式。他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即便是关乎国家安全及重大经济命脉的领域,我们也积极鼓励企业参与混改,而且在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更有利于推进混改。”

彭华岗并未透露入围第三批混改试点的企业名录,他表示不排除将来可能牵涉企业上市的考量,以及是否需要借壳或者注入上市公司等问题。

郜志宇表示,总体看,正在推动中的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从企业类别看,商业一类企业(主业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合程度最高,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73.6%。

商业二类企业(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次之,占比为62.6%,公益类企业最低,占比为31.1%。从行业分布看,房地产、建筑、建材、通信、矿业等5个行业企业混合程度较高,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分别为88.3%、86.3%、78.3%、77.9%和76.8%。

从企业层级看,层级越低混合程度越高,中央企业集团公司有中国联通、上海贝尔和华录集团3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一级子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为22.5%,从二级子企业往下,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超过50%并逐级提高,四级以下子企业中超过90%的企业实现混合。

截至到2017年底,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包含98家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基本上完成了公司制改制。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引进各类社会资本实现了混合所有制(统计口径为资本层面引入了非公资本的企业,如果某企业开展了混改,则其下属企业均统计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根据中央企业产权登记数据,2013-2016年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由65.7%提高至68.9%。初步统计,2017年中央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超过700户,其中通过资本市场引入社会资本超过3386亿元。

上述混改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产权市场的平台支撑。郜志宇认为,就目前混改推进的情况看,产权市场已经成为中央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平台。国资委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央企业正在不断通过转让部分股权、增资扩股等方式引入合作者,2013年以来共成交495宗,引入非公资本986亿元。

郜志宇表示,国有企业增资扩股、产权转让应通过产权市场公开进行,且不得针对受让方资格设置有明确指向性或违反公平竞争的条件,为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途径,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阳光化,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客观上起到平等保护各类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

而在股票市场方面,他透露,国资委已经初步完成了对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相关制度的梳理、修订,未来将进一步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国有股权流转的公开透明程度,更好的为各类投资者通过股票市场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公平的机会。

目前,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载体。数据统计显示,2012年至2017年6月底,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从378户增加到390户,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占整个中央企业的63.7%、60.8%、61.1%、84.8%。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及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共实施ipo、增发、配股、发行优先股和可转债等融资事项266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共实施资产重组事项75项,累计注入资产规模合计5814亿元。

不设时间表

“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对于下一步的央企混改路径,彭华岗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需要因地制宜、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

他认为目前在央企集团公司探索混改依旧难度不小,以央企集团公司的资产梳理与优化为例,与央企二级、三级等子企业相比,集团层面的资产结构相对更复杂,引进投资者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

与央企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同步的是,中央企业还可以主动入股其他企业,反过来激发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改革转换。

彭华岗认为,河北省“乐仁堂”品牌,便是历经国企主动入股,并取得不错效果的混改案例。

“我印象中,当年的改革氛围比较热烈”,他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在国企入股之前。乐仁堂大概可以做到年均一亿元的销售规模。后来国药、上海医药、华润三家都产生了兴趣。”

据悉,当时三家拟定的合作策略各有不同,国药的策略按照股权比例6:4进行合作,华润则是商拟签订协议,按照该医药企业达到的销售规模确定投入的资金规模,上海医药的考虑则是在国药、华润的合作策略基础上,进行部分细节数据上的补充与扩容。

经过多轮谈判,国药顺利入股,2011年4月,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乐仁堂投资集团共同组建起以药品物流配送为主的医药商业企业--国药乐仁堂。彭华岗表示,乐仁堂与国药合作后,短短几年时间,销售规模便突破了100亿元。他说:“在我看来,这是中央企业有效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一次体现。”

2014年7月,国药集团与中国建材还进入了国资委选取的混改试点名录中。到2017年底,中国建材和国药集团混改企业户数占比分别超过85%和90%,营业收入分别超过70%和90%。

国务院国资委产权局副局长郜志宇评价,在聚焦主业探索与社会资本合作方式、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方面,国药集团、中国建材发挥了所属上市公司平台资本聚集功能,进一步吸引了具备业务协同效应的战略合作者加入。同时,这两家企业在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方面,通过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制度,明确了集团公司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关系与权责界限,依法落实混合所有制企业董事会职权。

而在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方面,两家企业已经基本完成职业经理人制度体系建设,建立了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劳动用工机制。

他还以中国联通上市公司为例,该公司通过股票市场增发引入了中国人寿、腾讯、百度、京东、阿里、苏宁、结构调整基金等战略投资者,1月23日中国联通已公告董事会改选方案,8名非独立董事中4名来自batj四大民营互联网企业;东航物流则通过产权市场公开融资22.5亿元,吸引了德邦、普洛斯等行业龙头企业成为战略投资者,联想、绿地等民营资本成为财务投资者,同时引入核心员工持股形成利益共同体,为建立股权结构均衡、法人治理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奠定基础。

据悉,东航物流引进各类社会资本后,重点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对职业经理人和员工全面实行市场化薪酬体系和考核分配机制,2017年经营效率显著提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2.78%。

下一步,按照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部署,发展改革委和国资委共同落实相关混改任务,包括重点推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混改试点示范。

5、特殊管理股_明对东北地区的特殊管理是什么?

明对东北的统一洪武元年(1368年) 八月,明军攻克大都,元顺帝北遁,统治了中国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元王朝宣告瓦解。但是,元王朝崩溃后,其残余势力在北方各地仍然十分活跃。辽阳行省的“故臣遗老”,各拥兵割据,控制着东北各地的政局。其中,最雄强的一支是纳哈出。纳哈出在元朝曾任太平路(治所在今广西崇左) 万户,至正十五年(1355年) 被朱元璋俘获,后被释放,返回辽阳。因屠杀红巾军有功,被授以辽阳行省平章政事,“据有沈阳之地”。“元既亡,纳哈出聚兵金山,畜牧蕃盛”,号称“拥数十万众屯金山”,实际有部众二十余万。

洪武三年(1370年) 五月,明廷抓住元顺帝死去的有利形势,派人持诏到辽东,向故元势力发起了和平攻势。在明廷政策的感召下,控制辽南的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金、复、海、盖等地归顺”。洪武四年(1371年) 二月,明置辽东卫于得利赢城,以刘益为指挥同知。

六月,马云、叶旺领兵由海道登陆辽东半岛,七月于辽阳置定辽都卫。然后以辽阳为基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使周围地区一些小股故元势力先后降服,基本控制了辽沈以南的广大地区,为向北攻取纳哈出创造了条件。但直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在明朝二十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纳哈出才最终投降。至此,东北地区基本统一。

卫所制的建立明统一东北后,在东北地区没有实行中原那样的行省和州县制,而是先后设置了辽东、奴儿干两个都司及北平行都司,下辖四百余卫,卫下辖所。这些卫所与内地一般的军事卫所不同,是卫所与州县或部落制的结合。这种特殊的管理体制,是根据当时东北特殊的形势及少数民族众多的特点而采取的。其一,明初东北因“兵寇残破,居民散亡”,人口十分稀少,如设州县,形同虚设。其时,辽东地区的人口中,绝大多数为来自内地的军队及其家属,由于气候寒冷,条件艰苦,士兵及其家属不安其居,时常发生逃亡事件。

推行卫所制,实行严格的军事管理,才能有效地防止逃亡事件的发生。其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骚扰不断,辽东地处边陲重地,有“控制诸夷”之任,所以“终明之世,边防甚重”,故“罢郡县专置军卫”。而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因其原有的部落组织,“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使因其俗,自相投属”,以期达到“保塞不为寇”“为我藩屏”的目的。

明代,辽沈地区皆属于辽东都指挥使司,辽东都司在军事上隶左军都督府,在行政上归山东行省管辖,在辽东设有布政分司和按察分司。辽东都司下设二十五卫两州。辽东都司是纯军事机构,不具有民政等管理职能,但是其下属的各卫所却是军政合一的地方基层政权机构,除了接受辽东都司的军政管辖之外,同时还要接受山东布政司、按察司的民政领导。各卫均配备相应的民政管理等官员,以处理民政的有关事务。在这方面,辽东的卫相当于内地的县。各卫除配有指挥使等军官外,“其属有经历司经历、知事、吏目、仓大使、副使各一人”。辽东各卫因还负有行政管理职责,所以,除上述机构、人员外,还普遍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亦称六科,各房配有令使、令典、典吏等一二人、三五人不等。较小的卫,则或并吏、户、礼为一房,或并兵、刑、工为一房,或并兵、刑为一房。

洪武七年(1374年) 确定的卫所建置是:一卫一般五千六百人,分设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分设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下辖总旗二,每总旗辖小旗五,每小旗有士兵十人。辽东各卫所大多数不是严格的卫所建置,每卫所辖千户所少者二三所,多者八九所;每卫之兵士,数目不等,辽海卫九个千户所仅有一千四百一十八人,金州卫六个千户所又多至一万九千六百七十七人。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辽东各卫的设置多是依原有州县或军事地理位置而确定的。至于少数民族各卫,完全“因其部族”或“因其部落所居”而定。

北平行都司存在的时间很短,到永乐元年(1403年),北平行司复改为大宁都司,内迁保定,与原大宁地区无管辖关系。正统年间,朵颜、泰宁、福余三卫进入大宁地区,改隶奴儿干都司管辖。弘治年间奴儿干都司撤销后,整个东北地区总辖于辽东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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